中国下一个甲子需要怎样的思想解放

中国下一个甲子需要怎样的思想解放[郑永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一个甲子的确来之不易。但庆祝的时刻，更是反省的时刻。一个不可不提的问题是：迎接下一个甲子的思想解放的动力在哪里呢？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能够成功有很多条件，但三个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有文革的教训；二是大家都穷，穷则思变；三是政治强人能够克服体制内的既得利益。但今天，这些方面的条件似乎已经不存在或者大大减弱。
　　中国人认六十年为一个甲子，又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今年为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可谓共和国的甲子年。同时，这六十年又分为改革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所以，从去年纪念标志着改革开放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到国庆应当为纪念的高峰。
　　海外说这是中国人的“时刻”，这并不为过。这的确是应当让中国人感到骄傲的“时刻”，大家一起来庆祝这六十年取得的辉煌成就。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在这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已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至少在经济上来说是这样。尤其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率先走出经济的低谷，不仅复苏了自己的经济，而且也在世界经济整体复苏上也起着领头羊的角色。而在三十年前，中国的这种国际角色是没有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当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绩也离不开前面的三十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结构是前面三十年所打下的。不管人们如何评介前面三十年所犯过的错误，这个基础结构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很显然，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找不到能够使得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结构。
居安还宜思危
　　但在庆祝的同时，也有很多理由使得人们对中国的未来担忧。在庆祝的时候担忧未来，这也符合中国人居安思危的传统。的确，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无穷无尽。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差异、社会分化、腐败、群体抗议、民族矛盾等等，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个单子。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也是如此，中国成长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虎视眈眈”。当然现在它们不会像当年中国微弱不堪时那样来瓜分中国的利益甚至土地了。今天各国对中国的关注主要是考量着如何分享中国崛起的利益，如何遏制或者消化它们所认为的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就是说，国家软弱无力的时候就要受人欺负，但当国家强大的时候，并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了。很多的麻烦是随着崛起而来的。有人因此以“内忧外患”来形容。这个词尽管极端了些，但也的确反映了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和挑战是正常中国的一部分。对于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说，很难想象不出现这样那样的内部和外部问题。但是，如果不同程度上的“内忧外患”不可避免，那么问题是如何应付“内忧外患”。“内忧外患”既可以是坏事，也可以是好事。如果转化成改革和进步的动力，那么就是好事；但如果对此漠然，发展到亡家亡国，就是坏事了。
　　如何把“忧患意识”转化成为改革的动力？这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尤其是富有成效的改革，每次都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大解放。实际上，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到革命的历史。如果再往前一个甲子，即1919年，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希望效法西方，把民主制度引入中国。但不久就失败了。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最解放的时刻，各种主义间的争论和竞争，各种主义动员着各种政治力量，而各种政治力量又选择了不同的主义。当然，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从很多方面来说，孙中山是思想解放的第一人。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孙中山很难完成从崇拜西方民主到选择苏俄式革命的转变过程。正是这种思想的大解放，才有日后国民革命的胜利。同样，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过程中，前者的胜利无疑要归诸于其较后者思想的解放，主要表现在毛泽东一代花大力气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把从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解放不可能发生。
不流血的革命　
　　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思想解放的历史。中国的上上下下经常把思想解放和“杀出一条血路”联系在一起。把“杀出一条血路”用到前一个甲子似乎更合适，但和改革联系起来则也合情合理。邓小平称改革开放为第二次革命，但是不流血的革命。这表明需要更为复杂的思想解放。革命总是“革”别人的“命”，但改革是改革自己。改革因此避免不了自我否定。这就非常难。但不管怎样，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了。这是思想解放的功劳。成功之处不仅仅是重新肯定被原来的体制所否定的东西如市场、资本、社会流动、国际化等等，而且更是结合中国自己的特色加以创新，就是说，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反观历史，人们就有理由为未来深感担忧。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当政者都有忧患意识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皇帝也不少见。再说，即使皇帝有忧患感，这种忧患感也不见得能够传递到整个政治制度。很多年以来，中国的高层深感忧患，不断提醒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但体制内的很多人是没有忧患意识的。很显然，一个和社会隔离、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很难体验到社会的深刻变化，更意识不到外在世界的变化。相反，为数相当的党政干部都是醉生梦死，专注腐败，私利至上，毫无政治责任感。这种情况越到地方，越是严重。尽管很多地方已经沦为高度的无政府状态，但地方官员就是不闻不问，似乎政权的存在与否和自己毫不相关。
　　这就经常导致解放思想只有呼声，而没有结果，或者说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这些年来，当政者一直在呼吁思想解放，各级官员也不断遥相呼应，但总是不了了之。大部分官员对思想解放或者无动于衷，或者理解为为所欲为。即使也的确有一些令人振奋的新思想，但很难体现到政策层面，或者一到政策层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既得利益的阻力
　　更为担忧的是，越来越大的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思想解放的最强大的阻碍力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能够成功有很多条件，但三个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有文革的教训；二是大家都穷，穷则思变；三是政治强人能够克服体制内的既得利益。但今天，这些方面的条件似乎已经不存在或者大大减弱。随着既得利益的越来越大，改革也会越来越难。这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在清朝末年，当政者也想改革，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也想改革，但都是因为积重难返，实行改革不再可能，眼睁睁地看到政权的垮掉。
　　这里尤其需要提出的是，今天中国的知识群体也是缺失忧患感的。历史上，这个群体是最有忧患感的。在八十年代，这个群体也是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的先锋。但是，现在这个群体要不被整合进体制内部，要不被经济利益所溶解。或者说，这个群体本身也是既得利益的重要组成部门。这样，在缺失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条件下，思想解放越变得没有可能性。
　　在思想层面，思想解放意味着没有教条或者冲破教条。但今天的中国，教条化倾向性越来越严重。这里有“左”的教条（例如经济国家主义、政府干预、社会主义等等），也有“右”的教条（例如市场万能、民主自由和多党制）。对教条者来说，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被质疑的，不可被挑战的。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原教旨主义者最多的国家，这并不为过。各种主义的教条化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增加思想解放的难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一个甲子的确来之不易。但庆祝的时刻，更是反省的时刻。一个不可不提的问题是：迎接下一个甲子的思想解放的动力在哪里呢？

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海外华人、华侨无不为中国的成就感到鼓舞和骄傲，中国共产党把“一穷二白”的国家变成今天如此强大的经济“帝国”，真算是在自己民族历史上留下了极为光亮的一笔。

　　同时，大家也观察到，中国目前多种社会矛盾并起，内外交困的严峻局势，尤其是各地群体抗争事件频繁发生，民族地区的矛盾加剧，社会各阶层怨声载道，一些地区治安恶化和犯罪案件上升，令人忧心忡忡。造成这些问题因素是多方面的，究深层次原因有三个方面值得去思考。

当前的几个主要问题

　　首先，是利益分配问题。当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想法是好的，但忽略了两个基础：一是政策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二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建设。以至于每一轮经济浪潮，如价格双轨制、炒地皮、发股票、国有企业改制、海外投资等机会，基本上是有“路子”、有权势的人抓走，获取了丰厚利益，而普通民众却成了旁观者，明显不公平、公正。这些问题长期以来没得到重视和解决，有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变本加厉侵害群众利益，如在企业重组、城市旧城改造、农民土地征迁上，搞得怨声载道。

　　其次，是“潜规则”的问题。近几十年来，“潜规则”几乎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中央任何一个好的想法、政策和措施，面对“潜规则”似乎就无奈，也导致了“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局面。老百姓几乎就不相信“明面”上的事，更难接受所谓的“正面”宣传。不同的人在“潜规则”上偶有受益，但最终都会成为受害者，更可怕是对整个民族心灵产生严重腐蚀。一些政府官员阳奉阴违、顶风作案，可能是他们确信“潜规则”的作用。

　　再者，是执政能力的问题。政府部门许多政策、措施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确实令人堪忧，连一般老百姓都看明白的事情，处理起来就那么糊涂。分析原因，是干部队伍的本身能力出了问题，是用人制度出了问题，有些当上官不是靠干出来的，靠“跑、要、买”，靠潜规则“运作”出来的，自然做起实事、解决问题，尤其应付突发事件，肯定就“没辙”了。为此，笔者提出几条应对策略。

可以采取的应对策略

　　确立“分灶吃饭、不与民争利”阶段性利益处理原则。现在要把分配不公、利益集团“胜者通吃”的问题解决掉，是不现实的，也会阻力重重。但是，一部分人吃“鲍鱼鱼翅”，要保证另外一部分人“喝得起粥”，全民都要“有饭吃”。在不触及“利益集团”的前提下，应该把解决民生、民计和各种社会保障问题放在首位考虑，也让普通民众分享一下改革成果。

　　这几年来，许多重大经济改革方案，几乎是与民争利，盯着老百姓碗里那点东西，这样下去，怎么能稳定得了呢？不与民争利，至少可以作为初级目标，最终再去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目标。

选择涉及到群众重大利益的问题进行突破，重塑政府的形象和民众的信心。类似医改、就业、住房、上学、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是中国百姓关心的重点。“维稳”要二手抓，一方面是沿用“高压”手段，另一方面则是要保护群众利益，这是“治本”。相比之下，当前解决房价较为简单，房价该高还是该低暂且不论，但肯定不该仅从经济层面考量，更不该让政府行政手段缺位，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
　　执政党需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现阶段民怨这么大，从“维稳”的具体措施上，把解决房价问题作为现阶段为民办实事、好事的一个硬仗来打，能为树立政府信心找到一个契机；同时由于房价问题带来诸多社会矛盾正在急剧上升，恐怕成为下一个“火山口”，要十分警惕和防范。

　　破格选拔和重用一批有理想、有道德、有能力、有基层经验的人才，充实到各个领导岗位上。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实际是落实到“人头”上，从为官者身上来看到国家未来和民族希望。可以参照香港或国外的一些做法，把“官”和“吏”分开，做官，就是从政，是实现个人理想和抱负，而不是为了吃饭和赚钱，在确保执政党“放心”前提下，要召贤纳士，包括海外爱国华人，让他们有机会去报效祖国。而“吏”，则是一种谋生方式，建立一套良好的公务员制度就好了。

　　创造机会，制造梦想。让每个人都觉得有希望。在美国，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国家给了一种可能，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而在中国，从出生那天起，直到火化，似乎都得靠关系、走后门，让普通百姓看不到前途、不相信靠自己奋斗能出人头地，那国家的凝聚又从何而起?爱国主义不是空洞的，只有当每个人都有机会、梦想时，这种爱国情感才是发自内心的。

改善心性，弘扬佛教

　　改善心性，提高国民综合素质。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认为，解决困难要靠制度和法律，没错，但差一步棋，就是心性的培养，没有这个基础，再好的制度和法律到了操作层面都有可能被“异化”、被“潜规则”给玩掉，何况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也主张“治心”为上。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是中国迈向复兴的第一步，既然有了经济基础，就该把它摆上国家的重要战略。

　　大力宏扬宗教，尤其是佛教，来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中国的每一次成长，都付出了巨大代价，留下了各种社会伤痛。愈合伤痛、化解仇恨、抚慰心灵、平息怨气，光靠政治和经济手段是不够的，宗教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东方民族在其自身的蜕变过程中都是“伤痕累累”，最后都有个社会和解，没引发大的动荡，佛教就扮演着非常独特的角色，韩国曹溪宗领袖林影潭曾说过：“佛教为韩国的社会和谐，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中国不可能把百年来留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和不幸都化解了，用宗教的慈悲、宽容与忍辱来融化这一切，或许是条路。

　　历史选择了中国，中华民族未来要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首先要把自己的国家建为和谐社会，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有个战略途径，我认为就是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由此才能升华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分析得透彻!

剖析的真是入木三分，如：公用事业领域里的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等系统吸收社会资本所引发的后果必然危及公共安全，进而影响百姓的幸福指数，好在有关专家和部委已逐步重视并着手研究、制定、落实相关政策······

文章分析的比较深入。
房价的问题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一方面现在要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房地产行业都有官方入股，是腐败最严重的行业之一。停也不是，不停也不是。
再就是重塑民族精神。人们现在没有信仰，或者说是没有统一的思想。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就如泰坦尼克夜行在没航标的北冰洋上，随时会有沉没的危险。
中国现在又到了重新洗牌的时刻，呼唤着一个铁腕人物的出现。

很有见地！

是个高人:aa35:aa35

每一次经济的大发展社会的大进步无不伴随着思想的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