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得生前身后名

赢得生前身后名

——诗词创作精品意识浅谈

星汉

    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有句云；“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此处“君王’’代指国家；“天下事”，自然是指恢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笔者借此来指当前诗坛的诗词创作。

    “争名逐利”一词，多带贬义。我想，倘是为国家、为民族而争逐，理应提倡；倘为个人争逐，取之以道，亦无可厚非。运动竞技场上不是也在“争名次”吗?如果说，诗词创作不为名、不为利，就显得有些矫情。当今诗词创作，无利可逐；如果有，也只是“蝇头微利”，不足挂齿。诗词作者，大都为名，想在诗坛上“争名次”。尽管别人看来是“蜗角虚名”，但圈儿里的人还是很认真的。如果通过“争名次”，使诗词事业得以繁荣，应是大好事!但是，诗坛上的名次，却不象体坛上那么有“硬件”可依，它很难排出个甲乙。诗词能在刊物上发表，能在大赛中获奖，一般来说是较为成功的作品，名列前茅了，但未必能得到世界每位诗友的认可，这和运动场上竞技可大不一样!

    诗词创作完成后，总是要给人看的，希望看到的人越多越好；在今天要想“藏之名山”，己无这个可能，也没这个必要。“赢得生前身后名”，是诗坛上每位作者的心愿。笔者收到很多个人诗词专集，不少专集上面登了许多照片儿。这些照片儿，一是向纵向发展——自己年轻时的“雪泥鸿爪”；二是向横向发展——和自己亲人的合影；这大概就是为“生前身后名”设计的。这也没什么好指责的。你想啊，一旦成名，如无照片儿，会给将来后人研究这位作者带来麻烦。关汉卿、曹雪芹没留下画像，更不可能有老照片儿，不是还得有劳名画家们给他们画一张嘛!我这里绝没有挖苦的意思。

    诗词创作“赢得生前身后名”，无非三种情况：一是得“生前名”；二是得“生前身斤名”的“双赢”；三是得“身后名”。得“生前名”较易，得“双赢”和得“身后名”良难。今天以诗词得名者，应说是功底厚、学养深、识见广、创作勤的一批人。他们或是以创作宏富见称，或是以发表精品鸣世。但是，也不排除其他因素，有些被捧的“名角儿”，其创作水平并不见得怎么高。因为有些评论者搀杂有朋友的情面、长官的职务、异性的情怀等，也就难免褒扬过当。如果今天以诗词得名者，能得“双赢”和“身后名”，那才是真正的诗人，其诗作中才会多有“精品”。

    文学史上不乏“赢得生前名”却无“身后名”的例子，纵使有“身后名”，也不如当时那么“吃香”。以“创作宏富”见称者如宋朝的尤袤，以“发表精品”鸣世者如明朝的袁凯。尤袤《宋史》卷389有传。元代方回在《尤袤诗跋》中说：“中兴以来言诗者，必日尤、杨、范、陆。”尤袤和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并列为南宋四大诗人，并且打头儿。他的诗文集子大都亡佚，经后人搜集，仅得古今诗40余首。一般来说，若非重大异常变故，文学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往往会自然淘汰。尤袤官至礼部尚书，还喜欢藏书，曾建万卷藏=够楼。按理，的著作是不会散失的。尽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所得残篇“尚足与三家抗衡，以少见珍，弥增宝惜。”但多数评论家，并不赞成这个意见。无论思想内容和艺术造诣，远不如其他二家：尤其缺乏作为一个大诗人所必不可少的风格特色。钱锺书先生就说“他那些流传下来的诗都很平常，用的词藻往往滥俗，实在赶不上杨、陆、范的作品”(《宋诗选注》)。

    《明史》卷285《文苑传》说袁凯，早年即有诗才，某一天，在大诗人杨维桢座上为客，有人拿出自己写的一首《白燕诗》。袁凯见了，微微一笑，提笔另作一首，道是：“故国飘零事己非，旧时王谢见应稀。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粱园尚未归。柳絮池塘香入梦，梨花院落冷侵衣。赵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阳殿里飞。”杨维桢一看，大为惊赏，遍示座客，大家遂称他为“袁白燕”。有好事者竞在袁凯的故居建成“白燕庵”，以示纪念。诗中用明月、白雪、柳絮、梨花，比喻燕子的“白”，又用想象中的赵飞燕“姊妹”的“白”，联想到燕子的“白”，应说是句句贴切。但是此诗咏物虽工，却过于雕饰，没有摆脱元人的纤丽之习。这位后来任职御史的“袁白燕”，终因老奸巨猾，首鼠两端，甚至装疯卖傻，惹火了朱元璋?将其赶同老家。袁凯的其他诗作，也许尚有称道之处，但这首七律，我敢说，现在的中小学生没人知道这位名噪一时的御史大人，更没人会背诵这首诗!

    文学史上得“双赢”者也大有人在，苏轼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苏轼的作品，在国内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的围绕在他的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就有合称“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在“国际”上也驰名遐迩，在辽国、高丽等地都广受欢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的流传，但并不奏效。当时是“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12引《清波杂志》)。后人编撰中国文学史，无不将苏轼列为专章，就足以证明其“身后”的鼎鼎大名。

    生前名声不彰，随着日月的推移，“身后名”越来越大的诗人当以陶渊明为例。陶渊明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在他的生前和死后的一两百年中，却受到人们的冷淡和歧视。陶渊明的朋友颜延之，后来在刘宋时成为地位仅次于谢灵运的文坛领袖，但是他所作的《陶徵士诔》中，只称赞陶的清高人格，对他的文学，只说了一句“文取指达”。他死后60年，另一位文坛领袖沈约作《宋书》，也是把陶渊明归入《隐逸传》一类，对他的文学成就，儿乎只字未提。梁代锤嵘的《诗品》对陶渊明的诗歌艺术成就，有了比较具体的评述，而且称之为“隐逸诗人之宗”，显然比前人重视得多，但在评定等级时，却将其列为中品。萧统对陶渊明的诗文相当重视，自称“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并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但他在编《文选》的时候，却只录了寥寥8首陶诗。至唐，陶渊明的诗歌地位得到大幅度提高。至宋，经过苏轼、朱熹的弘扬，才真正确立了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地位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获得了世界的声誉。

    诗词创作要出“精品”，犹如产品打造“名牌”，但“名牌”生产地只能是个人作坊，诗人要身兼作坊主和操作者，并对各种型号的产品精心打磨才行。它不是一个成批量只生产一种部件的工厂，也不能有一个领导班子来“集思广益”。所谓联句是“集思广益”的“集体创作”，但大都是逞才使气，佳作不多。在自己的作坊里，追求产品的“多”(数量多)、“快”(成章快)、“好”(炼好句)、“省”(图省事)本非坏事，倘是刻意为之，便会走向反面。对此，文学史上不乏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诗词创作不能刻意求多。乾隆皇帝是我国历史上创作最多的诗人。“天潢贵胄”昭楗的《啸亭杂录》称“《御制诗》五集，至十余万首”。其人是乾隆时代人，嘉庆间袭封礼亲干，不会胡说，也不敢胡说。大概经乾隆帝亲自删汰，尚留下《御制诗》41800首，《余集》 750首，在潜邸时的《乐善堂集》1034首，凡43584首。这位“宵衣旰食”勤于政务的帝王，一辈子写那么多诗，根本不可能，令词臣捉刀再所难免，《清朝野史大观》就载有沈德潜替乾隆皇帝写诗的事。这位爱虚荣的皇帝，自己颇为自豪地说：“予以望九之年，所积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可不谓艺林佳话乎?”在当时，当然是“艺林佳话”，“今上”或是后来退居二线的太上皇的诗，谁敢说个不字。可现在呢，尽管有人说他的诗“历史的价值大大超过了艺术价值”，但其诗味同嚼蜡，毕竟不是真正的艺术品，除非专业工作者，一般人恐怕连一句都说不出来乞因其诗作太多太滥，所以历来訾议颇多。

    “李白一斗诗百篇”(《饮中八仙歌》)。李白作诗，出手是够快的了。这，只是老杜的夸张而己。斗，方形的饮酒器。李白饮酒既以“仙”称之，一次还不喝他个十斗八斗的。那就要他喝一次酒，作几百首诗。就是有专职秘书，用手提电脑输入都来不及。李白的诗不可能都是用酒“泡”出来的。即便是他“清醒”时候的诗作，也不见得每首都是精品。启功先生撇有这样的看法，说是“江河水挟泥沙下，太白遗章读莫全”(《启功韵语。论诗绝句二十五首》)。《世说新语·文学》中说曹丕威逼其弟曹植七步成诗，“不成者行大法”。曹植连一步都没走，“应声便为诗”，作成了“煮豆持作羹”的六句诗。曹植的才思敏捷是人们公认的，但此诗却是后人的附会(见《学林漫录》第十三集)黄永年《从七步诗的由来评曹植诗的整理》)。皇帝是“金口玉言”，当时的曹植弄不好就要杀头，他能在觳觫之余，尚有此“精品”，可能吗?笔者以为，偶尔出口成章亦或有之，要说每首诗都这样，根本办不到。今天再有人在酒席宴上，借着酒气“口占一绝”，以逞所谓的“才气”，是不可能成为精品的。
    虽然“炼字琢句，原属词中末技”(陈廷焯语)，但它毕竟是诗人必备的手段。“所贵乎炼者，是往活处炼，非往死处炼也”(刘熙载语)。如果刻意为之，弄不好就会画虎成狗。现在看贾岛，就有这样的教训。他曾经在“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两句诗后注过一首小诗：“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在这样并不出色的两句诗上，他竟然花了如许的苦工。大约他太醉心于词句的琢磨，反而忽略了全诗的完整的艺术境界的创造。他的有些小诗，似乎无意求工，倒很有情致，如《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率真、爽健，毫无雕琢痕迹，令人喜爱。

    诗词创作不能图省事，不能一脱手就拿出去发表。要反复斟酌、推敲，从立意到章法，从词句到每个字，从韵律到音节，都要作细致的研究、修改、加工，才能出以示人。其实古人早就教给了我们处理稿件的办法：一是“请别人看一看”，二是“要自己放一放”。白居易说：“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与元九书》)。李渔谓：“文章出自己手，无一非佳；诗赋论其初成，无语不妙。迨易日经时之后，取而观之，则妍媸好丑之间，非特人能辩识，我亦自解雌黄矣”(《闲情偶寄》)。此处“雌黄”为修改意。这些，都是古人欲出佳作，不图省事的宝贵经验。这样出来的作品，对自己来说，就是“精品”。

    天下的诗人千千万万，每个人都有出“精品”的可能。《唐诗三百首》里不是也有无名氏的作品吗?既然是“无名氏”，当时的社会地位恐怕不会太高。诗词，不是名家的专利，只要爱写，每个人都有创作的权利。每个人在创作的时候，只要尽心尽力，就应肯定。契诃夫说过这样的话：“自从莫泊桑以自己的才能给创作定下了那么高的要求之后，写作就不容易了。不过还是应该写，特别是我们俄罗斯人：而且在写作中还应该大胆。有大狗，也有小狗；可是小狗不应该因为有大狗的存在而慌乱不安。所有的狗都应该叫——就按上帝给它的嗓子叫好了。”排除它的谐谑成分，应该说这话是很严肃的。在诗词创作中，“拔尖人才”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是“一般作者”。要出“拔尖人才”，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一般作者”群。犹如我们说，某地出秀才，某地出师爷，那这个地方必定有这方面人才培养的积淀，“便地拔葱”是不能奏效的。文学创作对于作者来说是“各尽所能”，对于读者来说是“各取所需”。不同的读者，需要不同的诗词作品：犹如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食品一样，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诗坛的“一般作者”不能因为有“拔尖人才”的存在，就在创作上畏葸不前。

    欧阳修有这样一个故事：“欧公晚年，尝自窜定平生所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白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公笑日：‘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8引《寓简》)欧阳修的写作，是对千千万万当代和后代的读者——“后生”负责，这种对“后生”负责的态度，很值得我们深思。他的作品是不是“精品”，由“后生”说了算，“后生”对“前人”作品的评价是绝不留任何情面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王羲之语)。今天的诗词作者，将来都要“归道山”，恐怕听不到远一些“后生”的评价了。

后人有后人，真评在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