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节前夕，退休的李阿姨接到在外地工作的新婚儿子寄来的200元钱及书信一封。信中说，为感谢父母养育之恩，小俩口商定，决计每月寄钱200元，权当缴了“良心税”云云。读罢此信，李阿姨不禁黯然神失，潸然泪下。 现实生活中，视赡养父母如重负在身，而颇不情愿者不乏其人，他们对父母的“孝敬”，不过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而已，当然，有点“表示”总比一毛不拔要好。但是，视责无旁贷之义务若“不得不为”之“包袱”即使以“良心”为遮掩，实难令人置信其“心”“良”在何处？ 由此让我想起了朱德元帅的敬母故事。朱德的母亲似乎更平凡，平凡得只留下了姓没留下名。然而她却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和军队，养育了一位名扬中外的英雄、元帅，被毛泽东誉为“民族英雄贤母”。 朱德母亲钟氏比一般妇女要高大一些、强壮一些，不仅勤劳、俭朴、厚道、贤淑，而且深明大义。朱德小时候，钟氏以无言的身教，使儿子学会了劳动，懂得了许多生产知识，培养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朱德从军后，钟氏没有因为让儿子“支撑门户”的打算落空而怪罪儿子，反而给儿子以更多鼓励，并且更加辛勤耕织，养活一家老小。待到朱德当上了八路军总司令，已步入晚年的钟氏也没有向儿子伸手索要什么，依然在家过着清贫的日子。 朱德虽然戎马关山，驰骋沙场，长期无暇侍奉母亲。但他无时不惦记着母亲，断断续续给母亲寄去几张照片，寄去几百元钱，以此略表寸心。1937年，四川闹灾荒，远在山西抗日前线的朱德闻讯后，十分担心年届八旬的老母的生计。然而，分身无术，又囊中羞涩。他只能写信给在川的旧友戴与龄，以“好友关系”，向他“募贰百元中币速寄家中”，以济荒年。信中还以实情相告：“我十数年来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因而特别言明：“此款不能奉还，请你作捐助吧！”民族大义，赤子之情，跃然纸上，撼人心魄。 1944年2月15日，钟氏以86岁高龄去世。噩耗传来，朱德五内俱焚。他一个月不刮胡子，以表孝忱。又以血泪凝成悼文――《回忆我的母亲》，发表在同年4月5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在这篇质朴无华却字字情深的悼文中，朱德回忆了母亲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回忆了母亲对自己的教育与影响，坚定地表示：要以“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 1965年，一位意大利记者向朱德提问：“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朱德脱口而出：“我没能侍奉老母，在她离开人间时，我没能端一碗水给她喝。”听了这些肺腑之言，谁能不为朱德的敬母孝心打动呢？ 朱德元帅革命一生，功勋卓著，位高至极，有繁忙的公务在身，但他不忘家中的老母亲。虽然他为母亲所做的只是一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小事，但从这些平常的小事，看出了他对母亲浓厚的爱。他不忘母亲曾为自己付出的点点滴滴，理解母亲的艰辛和不易，知道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他的一片孝心，值得天下所有儿女学习效仿。 古人云：“幼则仰食父母，长则反哺双亲。”“反哺”，就是赡养。赡养老人既是子女的义务，就应该自觉行动。倘若像李阿姨的儿子那样，将一点点无损个人“筋骨”的微薄物质资助，当成非缴不可的“税金”，这不是将父子情、母子爱变为一种买卖关系了吗？如果真的这样，虽说父母得到一点“税收”、可精神的刺激怕是不堪忍受的。 父母真正需要的是子女们的爱心，并不是经济上的“回报”。孝敬父母并不需要豪情壮志，偶尔几次的通话也是孝敬。索取和回报同样重要，不懂得孝敬父母的人便是自私的。父母燃犹如一盏油灯，点燃自己直到生命的尽头，从不向我们要求什么，落叶终需归根，孝敬父母是我们的首选回报方式。因此，我们都要像朱德元帅那样孝敬父母，给他们创造一个充满爱的和谐家庭以安享晚年，那是父母的幸福，也是我们的幸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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